越狱的故事

发表时间:2023-10-16 点阅：2237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三，一个极为愚蠢的军事决定即将改变邱吉尔的人生。天刚破晓，埃斯科特驻地的英国指挥官上校查尔斯・隆恩（Charles Long）派遣上尉艾尔默・哈尔达搭乘巡逻的装甲列车外出，列车上有一连都柏林燧发枪团（Dublin Fusiliers）与达兰轻装步兵（Durham Light Infantry），分别坐在三节车厢，并带着七磅舰炮。他们没有与骑兵同行，后来巴勒表示这个决定是「不可思议的愚行」。邱吉尔不需要去远征，但是如同他后来承认，他渴望「麻烦」，并告诉阿特金斯，「我有种感觉，一种直觉，如果我去，就会发生什么。不合逻辑，但我知道。」阿特金斯错失这个机会，《泰晤士报》的南非战争主笔利奥波德・埃莫里，也就是邱吉尔在哈罗公学的同期学生，也错失这个机会。

对波耳突击队员的领袖路易斯・博塔（Louis Botha）来说，那辆列车简是直是囊中之物。他让列车往北开到契夫利（Chieveley），列车回程接近布劳坎次河（Blauuw Krantz River）的弯处时，在铁轨放置大石。虽然他们去契夫利的路上已经看见博塔的人，邱吉尔说服哈尔达不要回头，所以波耳人有足够时间埋伏，他也要负部分责任。后来他告诉陆军少将H・J・T・希尔德亚德（H. J. T. Hildyard）一个故事，强调他和哈尔达当天的傲慢，承认「他们信心满满闯进波耳人的地盘，不仅没有意识他们身上带着枪，还想教训他们」。当列车撞上大石，不知怎么，火车头还在轨道上，三节车厢却出轨，而且最前面的车厢完全脱离轨道。波耳的炮兵和狙击手朝着翻覆的车厢发射大炮与子弹，过没多久，舰炮便沉默下来。

邱吉尔展现极大勇气，带头指挥部分生还者走到铁轨，接着花了半个钟头推开两节翻覆的车厢，淸空轨道，以便让严重损坏的火车头带着五十名身受重伤的生还者逃回埃斯科特。同时他留下，集结剩下受困的人，重整与对方相比数量悬殊的军队。他置身连续不断的战火，前后大约九十分钟。波耳的狙击手以准确出名，他能活着实为幸运。回到埃斯科特，阿特金斯见到十几名逃出的生还者，拼凑发生的事件。「我们听见邱吉尔在残骸之间四处走动，子弹不断打在铁壁上，他征求志愿的人解开火车头； 他说『大家冷静』，然后又说『我的报导将会非常有趣！』当火车的驾驶擦破头，准备逃走时，他跳进去帮忙，对他说『没有人会同一天被击中两次』。」（十一年后，邱吉尔推荐这名驾驶和他的锅炉工获颁阿尔伯特奖章。）那些搭着火车头成功逃出的人，都将他们的获救，归功给仍和多数军队待在原地的邱吉尔。

火车头走了以后死了六个人，剩下的一百二十人中有三十五个受伤（超过三分之一的死伤人数，甚至比恩图曼进攻更高），剩下的人除了投降外别无他法。邱吉尔后来告诉阿特金斯，波耳人把战俘绑起来，「就像牲畜！我生命中极大的羞辱！」⑶后来邱吉尔说他被路易斯・博塔俘虏，但当时博塔在别的地方。相较极为値得称赞的表现，那只是小小的口误。幸运的是，他被抓的时候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因为他在移动车厢时把毛瑟枪放在火车头。即使如此，波耳人还是争论著，应该把他当成间谍处死，还是如同他告诉波耳人的战争部长路易斯・德・索萨（Louis de Souza），应该把身为记者的他释放。
审问他的阿非利卡国家律师，是在剑桥受过教育的律师扬・克里斯汀・史末资（Jan Christian Smuts），一开始他反对释放邱吉尔。「我记得我们见过。」半个世纪后，邱吉尔说，「我又溼又脏。他正检视我当时扮演的角色……难以决定。」既然邱吉尔直觉表现像是战斗的陆军军官，而非不参战的战争记者，他被关进牢里。

十一月十六日，邱吉尔从战场寄出的六十六封电报与三十五封信刊登在《早报》，但是短期内不会再有新的文章，因为他正前往普里托利亚（Pretoria），住进由学校仓促改装的国家模范学校监狱。十一月十八日，他抵达那里时，在一封写给母亲的信的附注写上：「考克斯（Cox’s，银行）应该兑现任何我开的支票。」他不认为入狱就该中断物质享受。

正是入狱这段期间，邱吉尔开始了解为何波耳人这么痛恨英国统治，他归因于「要求当地人与白人平等的运动引发恐惧和仇恨」。邱吉尔完全不同情阿非利卡人激进的白人至上主义，那与他自己的家长主义直觉完全不同。他写到一个未来的南非社会，其中「黑人和白人相同……法律之前平等，拥有政治权利」，这个前景激怒阿非利卡人的程度不下于「幼崽被夺走的母老虎」。

对于一个迫切在生命中缔造最多可能成就的人来说，铁条后方的时间简直要把邱吉尔逼疯。「我今天满二十五岁。」他在十一月三十日写信给卡克兰，「想到时间所剩无几就很可怕。」他后来写道：「时间爬行有如瘫痪的蜈蚣。没有什么可以消遣。阅读很困难，写作，更不可能。比起生命任何一段时间，我绝对更加痛恨被俘虏的每一分钟。」他在院子运动，沉浸在对于蝴蝶迅速发展的兴趣上。⑷ 他也获准写信，而且他从权贵写起。

「我大胆认为，殿下对于收到我来信，而且是从这个地址，将会感到有趣。」邱吉尔在非常薄的监狱纸张上写信给威尔斯亲王，「虽然审查当然不允许我自由书写……我认为自己在行动这么早期就被俘虏感到不幸，而我愿意书写一些战争的综合报告。尽管如此，当我看见这么多的士兵与义勇军，活生生在我眼前受到这么恐怖的伤害，我忍不住感激自己还活着，即使成为囚犯。」他说淸空铁路线「非常危险又刺激」，以及「炮弹在铁制的车厢之间爆炸碎裂，发出的巨响眞是吓人」。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二晚上，邱吉尔趁著守卫背对的空档，爬过监狱厕所后方的铁格围篱。「我得到结论，我们会浪费整晚犹豫，除非问题可以一次彻底解决。」他后来写到一起逃跑的同伴哈尔达和中士布罗基，两人一直犹豫逃跑的时机，「当哨兵转身点菸斗，我跳上墙壁的壁架，几秒内又跳下另一边的花园。我蹲低等待其他人，我以为他们随时会下来。我在花园的姿势相当侷促，因为只能躱在几枝没有什么树叶的灌木后面。不断有人来往经过，而且屋内亮着灯火。我在花园等了超过一个半小时，等待其他人加入。有一个人两度从屋里出来，走在离我七、八码内的小径。」三十年后，他告诉利奥波德・埃莫里，「他已经给其他人很多的机会，但他们不接受，还叫他回去（他们透过窗格跟他说话）。他不要回去，所以他们……祝福他。」
已经尽可能等待的邱吉尔，夜里穿越波耳人的首都，想要走到中立的葡属东非（今莫三比克）。他必须横越敌人的土地三百哩，但他没有地图、罗盘、食物、钱、武器，也不会说阿非利卡人的语言。他似乎不太担心没有罗盘，因为可以依靠星星指路，尤其是一个星座。「猎户座特别明亮。」他后来回忆，「不到一年前，我在尼罗河岸的沙漠迷路时，它曾经引导我。当时它给我水，现在它应该引导我走向自由。」人们多多少少相信他们的星座； 邱吉尔明确指出是哪一个。

大言不惭的邱吉尔在牢房留下一封信给索萨，告诉他，因为不认为普里托利亚政府拥有任何拘留他的权利，「我决定从你的羁押当中逃脱」。但是，他乐于同意，波耳人对待囚犯还算「正确与人道」，他也保证「当我回去英国的领域，我会公开声明这一点」。他也谢谢索萨个人对他相当客气，表示希望「我们很快会在普里托利亚再次见面，而且是不同的情况」。

一年后，他在纽约的沃尔道夫・阿斯特饭店总结当时的逃跑路线。「我走过数条普里托利亚的大街，没有人发现我，而且我成功搭上一辆载煤的火车，躱在一袋一袋的煤后面。当我发现火车不是朝着要去的方向时跳车。」跳上又跳下火车的邱吉尔此时饿了。他走进深谷旁的一片小果园，希望等到天黑。「有件事情令我感到安慰，」他后来写道，「世界上没人知道我在哪里──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唯一的同伴是一只巨大的秃鹰，牠对我虎视眈眈，不时发出恐怖又不祥的咕噜声。」六年后，他在曼彻斯特告诉中央堂的观众，引来大声鼓掌与笑声，「煤车载着我走了一段路，然后我半夜跳车，翻了个跟斗，躱在灌木丛中。我就在这个灌木丛里遇到秃鹰。没有人会相信我遇到秃鹰。我不在乎有没有人相信，就是有秃鹰。」后来他告诉他的姪儿，那次逃跑是他人生之中「极为诚心祷告的时候」。「我漫无目的走了好久，受到饥饿折磨，」他回忆，「终于我决定冒险寻求协助。我去敲一扇牛栏的门，本来以为会遇到波耳人，惊喜万分的是，住在里面的竟是一个叫做赫伯特・霍华（Herbert Howard）的英格兰人，最后他帮助我抵达英国的阵线。」

约翰・霍华（John Howard）是英国采矿工程师，邱吉尔稍微改了名字以保护自己。他把邱吉尔藏在矿坑底下三天，里头还有老鼠，蜡烛吹灭就会在他的脸上乱跑。那里还有一位勇敢的英国人丢斯内普先生（Mr. Dewsnap），他和霍华一起把邱吉尔藏在一辆铁路煤矿拖车，带他前往葡属东非的首都洛伦索马奎斯（Lourenço Marques，今日马布多〔Maputo〕）。如果邱吉尔事先取消和理发师的预约，理发师就不会在隔天早上要来剪发剃胡时发现他不在狱中，而拉下警报； 他从监狱失踪的事也不会这么早就被发现。他似乎没想过在监狱里自己打理自己。波耳人在方圆数百哩内搜索，甚至挨家挨户寻找，但是未果。⑸

当他在十二月二十二日抵达洛伦索马奎斯的英国领事馆时，武装的英国人过来保护他，以免再度被当地的波耳人抓走。英国领事让他洗个热水澡，并把他的脏衣服烧了。「眞是可惜！」邱吉尔发现时这么说，「我还想捐给杜莎夫人蜡像馆。」他搭船前往德尔班，十二月二十三日以众人欢迎的英雄之姿抵达。他自己并不知晓，其实当时的帝国灾祸横生，他惊险刺激的逃亡是唯一亮点。英国军队至少打了三场败仗，分别是斯特龙伯格（Stromberg）、马格斯丰坦（Magersfontein）之役，以及科伦索（Colenso）之役──其中十二月十日至十七日，恶名昭彰的「黑色周」（Black Week），有两千七百名士兵伤亡或被俘。

热情兴奋的群众在码头欢迎邱吉尔，他立刻爬上人力车，即兴演讲。「我们正在激烈对抗巨大的军事力量，」他说，「那股力量决心不计代价，把英国人打出南非，满足其狂妄的野心。」群众高声：「绝不！」接着又有一个声音大喊：「绝不，我们有你这样的汉子！」邱吉尔继续：

南非的人民、开普殖民地的人民、纳塔尔的人民，决定是否要在这个国家降下英国的旗帜。当我看见周围像这样的群众，如此的决心与如此的热情，我很满意，无论困难，无论危险，无论蛮力，我们最后一定会成功。

欢呼的声音更大，一个老人大喊：「上帝保佑你，孩子。」

接下来几年，对于邱吉尔英勇的逃狱出现许多质疑。一九一二年有一件诽谤诉讼，宣称他刻意把哈尔达和布罗基留在监狱。布罗基在邱吉尔走了之后，确实指责他丢下同伴。但是一九三一年四月，在邱吉尔出版《我的早年生活》并提到这段逃狱后，哈尔达指出，军人的法令有一条规定（用哈尔达的话），「如果任何军官沦为囚犯，看见逃跑的机会而不把握，可以因此惩处他。」邱吉尔看见他的机会并牢牢把握，但是其他人没有。如同他会在《我的早年生活》承认，逃跑及随之而来在英国与世界的盛名「将为我后来的人生奠基」。
 
作者注：
⑷蝴蝶专家修・纽曼（Hugh Newman）后来描述邱吉尔，「如果不是羽翼饱满的鳞翅学家，至少也是该领域的门徒」。（FH no.89 p. 35）


  ►►本文摘自：《邱吉尔：与命运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