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独家收入：余英时接受第一届唐奖汉学奖　受奖致词、接受唐奖演讲全文──中国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接受克鲁格奖讲词〉／〈接受唐奖汉学奖讲词〉，最重要的余英时学思历程自述
 
「知识人」（intellectual）是十八世纪之后才在西方出现的概念，
中国则自先秦时代便有「士」的阶层，并形成一个延续不断的传统。
从士转变为知识人，代表「士」文化的断裂，
也象征华人价值体系的巨大转变。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会会士、克鲁格奖、唐奖汉学奖得主
──余英时，重要人文思想研究之作，全新编辑校对，绝版经典再现
爬梳中国知识人与价值体系之间交相形塑、影响的绵密关系。
 
本书收入余英时先生在1980年代之后研究的菁华，论述知识人在中国的历史渊源、意义等面向，及其流变对价值意识的影响。但本书意旨并不侷限在「过去」与「中国」；作者观照中、西知识人在追寻真理上的差异，探讨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为何有其独特性（中国知识人求「内向超越」，西方则是「外在超越」）。在西方人文研究重新检视「现代以后」（post-modern）价值转向的今日，本书对于了解华人安身立命的价值观亦有偌大助益。
 
书中旁征博引，厘清许多过去读者可能不甚了了的见解。拿科举制度来说，汉朝的按地区人口多寡设定各郡县举荐名额，因而有几分「代议制度」的味道；宋人欧阳修、司马光在「选贤唯才」（近似「全国联招」）或是「逐路取人」（各地方有基本名额的保障）上，立场相左，是因为出身地域不同（欧阳为文化荟萃、中举人数较多的江南，司马则为风华不再的江北）。而汉朝董仲舒建请武帝「罢黜百家」，其实儒家也在罢黜之列，因为他要独尊的是诸子百家均奉为圣典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而非以「五经」为不二规臬的「儒术」。（见第八篇，〈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
又如，共产党深知「士可杀，不可辱」的价值观深植于读书人心中，因此文革期间对于文人「只辱不杀」，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生不如死（而且自杀会祸延家人，行不得）。而几十年来极力摧毁传统知识人价值体系的后果，就是今日中国大陆学术剽窃、「黑心」商业屡见不鲜，被举发时只叹运气好而不觉羞愧。（参见第五篇，〈价值荒原上的儒家幽灵〉）
余英时先生更精辟指出，价值意识一方面渊源于传统，一方面植根于生活的实践，不是少数人可以凭空创造而强加于整个社会的。只要社会本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相对于国家（state）的权力而言，价值观念的变迁也自然会找到自己的轨迹。此一见解，着实为百年未定的中西文化论辩辟出一条中道。